過去幾十年里，世界一直相信西方民主是經濟成功的關鍵，市場經濟與民主密不可分。冷戰結束后，美國日裔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宣稱，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類政府的終極形態，不可能再有比自由民主更先進的制度可供選擇。然而，他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一書中宣揚的神話不過是曇花一現。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迅速成為不斷崛起的經濟大國，這一事實已足以證明福山論點的謬誤。
在加入世貿組織20年后，中國仍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模式，并在疫情之下再次證明了自身經濟實力。2020年，中國成為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令飽受疫情蹂躪的國際社會側目，然而中國的成就卻成為某些國家的眼中釘。
西方將民主作為政治武器
新冠疫情之下，中國的抗疫物資、新冠疫苗以及疫情防控經驗在全世界廣受青睞，國際影響力也隨之日益增強。這讓一直沉迷于將中國想象為地緣政治競爭對手的美國，愈顯憂心忡忡。中國響應國際抗疫協調合作的號召，美國卻故意將中國的人道主義援助曲解為向其他國家輸出“威權”的治理模式。美國總統拜登甚至將兩國關系描述為“自由民主與威權主義之爭”。此舉無異于為意識形態的對抗吶喊助威，同時也印證了美國一直在搞零和博弈。更糟糕的是，美國重拾冷戰時期 “威權主義”的標簽，妄圖藉此讓國際社會孤立中國。披著民主外衣的所謂“反威權主義”政治論述，已經成為了匯聚美國及其盟友糾眾污蔑中國的號角。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而非某個國家的專利，同時更不應該淪為滿足或擴張一國地緣政治利益的武器。任何政府都無權以民主為名，將其推崇的規范與政策強加給其他政府。民主是政體的其中一種選項。它讓民眾以自己的意志選擇適合本國的治理模式，從而更好地增進民眾福祉。這種愿望可以通過在相應的選舉制度下選出的立法代表得以實現。
多年來，國際社會普遍接受了西方提出的政治制度定義和規范，普選和具有“制衡”機制的多黨選舉制度被吹捧為民主的基石。然而，民主從來就不是同質的，“一刀切” 模式當然值得商榷。而西方民主模式更不是解決所有治理問題的靈丹妙藥。
西方“一人一票” 選舉制度并非沒有缺陷。在許多每逢四至五年進行一次多黨選舉的國家、尤其是采用 “最高票者當選制”者，選區劃分中存在的不公平仍然是需要解決的常見缺陷和關鍵問題之一。
當選區的劃分出現了偏向某些政黨的不公正問題，那么“一人一票”的實質意義將大打折扣。它會導致得票率與席次比例不符的異常現象，因此在多數情況下很容易被識別。比如說，一個政黨的得票率低于60%，卻在議會中獲得超過2/3的席位，這就是典型選區劃分不公的舞弊，扭曲了民主的真諦。
盡管西方的 “一人一票” 制度重視選舉權，可選民對國家治理的參與卻僅限于選舉的過程。選舉后的政策制定幾乎由議員壟斷，其中一些議員可能是缺乏行政經驗和知識的新手。畢竟，現在民粹主義已經成為選舉中的關鍵因素，“任人唯賢” 的標準早已束之高閣。
中國治理展現更強包容性
這種現象在奉行西方民主選舉的國家已日趨普遍，成為了常態。目前，推崇多黨選舉制者唯一引以為榮的，恐怕就只剩 “制衡”機制了。在 “制衡”的名義下，不同政黨議員之間的抬杠、對峙主導著議會的辯論。這已是司空見慣的常態，盡管它毫無積極性可言。或許，制定“制衡”機制的初心，用意良善，意在防止濫權。然而，隨著政黨利益備受重視的程度已駕凌于國之大事，為雞毛蒜皮的政黨利益而在議會爭得沒完沒了的現象已愈趨常見。這對國家治理是莫大的諷刺。當理政議事受到干擾，國家受到傷害自不在話下。在英、美兩國國會，冗長發言刻意阻礙議案通過并不違規，可它卻是以浪費納稅人的錢為代價。
在兩院制的立法體制下，這種負面影響進一步受到凸顯。由于兩院都賦有就同一法案各自表決的自由，因此議案獲得單一議院通過，卻受到另一議院否決的現象并不罕見。很多時候，這純是朝野雙方基于政黨利益的博弈手段。
就以美國兩黨對參眾兩院控制權的激烈斗爭為例。由于兩黨在兩院都沒有占據絕對多數，以致都沒有絕對信心讓己方提出的法案獲得通過。即便是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預算法案，也需要兩黨達成共識才能最終通過。
中國的迅速崛起，固然讓美國議員引為大患，同時成為了兩黨達成共識的唯一動力。換句話說，美國政府要讓國會同意為基礎設施建設撥款，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利用美國對中國在多個領域趕超自己的恐慌心理來實現。諷刺且矛盾的是，被美國視為挑戰的中國，竟成為美國重建年久失修基礎建設的動力。
美國政客對華的焦慮，盡管不宣諸于口，其實際存在卻昭然若揭。在夸夸其談的背后，兩院制國會對“制衡”的無原則濫用，導致了該機制成為獲取撥款的最大障礙，即便在緊急情況下也不例外。
相對的，盡管面對西方國家的詆毀和妖魔化，中國仍然聚焦于推進國家發展，并擴大在全球事務中所發揮的作用。一些西方政客和媒體基于對中國治理體系的偏見，妄稱其實行 “威權統治”，對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取得的成功，當然更不會給予公正的評價。西方憑借其主導國際媒體話語權的絕對優勢，一直將中國描述為不愿推行西方多黨選舉制度和“制衡”機制的專制國家。然而，一個“威權政府”如何能在幾十年內獲得公眾的壓倒性支持？西方似乎無法自圓其說。
西方囿于傲慢與偏見，對中國治理體系中的協商原則視而不見。中國的政治協商原則與西方民主中的 “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形成尖銳的對比，后者雖然有提出異議的自由，但其決策結果卻是“贏者通吃”，根本不去考慮多數票和少數票之間的比例差距。相較之下，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展現出更強的包容性，其決策過程可以容納不同觀點。
值此即將迎來一個多極化新時代的當兒，在不同意識形態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治理模式的多樣性是可以預見的。我們應該以寬容和包容的態度來接納這種多樣性。歸根結底，最重要的是民眾的選擇。人們對治理體系的滿意度是衡量一國治理能力的最佳晴雨表。
（作者系馬來西亞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主席、馬來西亞下議院前副議長、前交通部長翁詩杰）
（翁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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