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一級教授　韓慶祥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在紀念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從新的歷史方位或新時代來理解和把握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就必然提出這樣一個重要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的改革會呈現出什么樣的邏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改革怎樣既一脈相承同時又與時俱進？

“重點性改革”與“全面性改革”

1978年我國開啟的改革，是在我國“欠發展”的歷史方位中進行的。在這一歷史方位所要解決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改革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落后的社會生產”。解決這一根本問題的重點領域在經濟，這可謂“重點性改革”。比如，那時的改革所強調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主題,明確指出，我們黨所進一步推進的改革是“全面”改革。黨的十八大以后,改革全方位地展開了:在經濟領域，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在政治領域，強調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推進民主法治建設；在文化領域，強調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建設文化強國；在社會領域，積極推進社會治理；在生態領域，強調推進生態保護的制度、體制改革；在軍事領域，強調全面從嚴治軍，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在外交領域，強調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積極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黨的建設領域，既強調黨領導一切，又強調全面從嚴治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這項工程極為宏大，零敲碎打的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

“治標性改革”與“治本性改革”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完善和加強黨的領導。這種改革既沒有現成的公式可以照搬，也沒有既成的模式可以遵循。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還是先從容易改的先改。這樣，可以為日后的“深化改革”積累豐富的經驗和智慧。這種改革，亦可稱之為“治標性改革”，治標為治本做準備。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著力推進的改革，是“深化性”改革,是“啃硬骨頭”的改革，是“壯士斷腕、背水一戰”的改革，它意味著這種改革主要是“治本性改革”。治本，主要體現在所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上，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讓“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讓“國家治理”更加現代，以消除影響中國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籬。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所著力推進的全面從嚴治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軍隊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一定意義上就是著力于“治本”。

解決“欠發展問題”與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

鄧小平曾深刻指出：我國發展起來以后遇到的問題并不比不發展時候少。1978年之初我國所開啟的改革，主要是解決“欠發展問題”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急切地要追趕西方發達國家，以解決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巨大“發展落差”問題。要追趕，就會注重發展速度，而最有效、最直接的，就是打破舊體制、舊觀念的束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積累社會物質財富，做大“蛋糕”，解決“落后的社會生產”問題。由此，當時我們黨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主要就是解決“我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我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可分為三類：第一類與人民的需求相關，即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關的問題，主要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其實質是“生活得好”；第二類與社會的供給相關，即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相關的問題，既包括高質量發展問題，也包括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等，其實質是“強大起來”；第三類與黨的奮斗目標和實現路徑相關，既包括建設社會主義新時代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問題，又包括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其實質，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性優勢”和“國家治理效能”，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順利完成“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后半程”的歷史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兩個半程”的論述具有深邃的歷史和戰略眼光，闡明了建立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這一改革新的歷史任務和長遠戰略目標，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方位。

“激發社會創新活力”與“納入法治化軌道”

改革之初，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就較為注重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開始我們強調要放開搞活，在“放活”的過程中，由于當時的法治和德治沒有完全跟進，結果使一些人“放松”了，即放松了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改造；“放松”的進一步異變，在一些人那里便走向了“放任”，即有權、有錢就任性；“放任”使一些人走向了極端，就出現了“放縱”或“放肆”。就是說，改革一方面確實激發了社會創新活力，而另一方面，由于當時法治和德治未完全跟進，卻也在一些人那里出現了“放縱”的情況。

黨的十八大以后，在系統總結我國改革開放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強調進一步激發社會創新活力的同時，還提出了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是一體“兩翼”，要求把全面深化改革納入法治化軌道，使全面深化改革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規可遵，從而避免改革中的“任性”。

“問題倒逼改革”與“頂層設計改革”

許多問題的積累，倒逼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由于許多問題涉及必須破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因而可稱之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種革命，沒有既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只有依靠在實踐中摸索和開創。所以，初期特別強調步子要穩，要“摸著石頭過河”。

“摸石過河”三十多年了，也摸索出了一些經驗和規律；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改革進入了全面深化階段，改革需要再出發，需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入這一階段的改革，更艱難、更復雜、更具有風險。為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性優勢”和“國家治理效能”，進一步增強“改革紅利”，一方面要在繼續“摸著石頭過河”的同時，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對這種改革進行頂層設計，要更加堅持正確的方法論。這就是：既要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根本路徑和基本方式作出戰略謀劃和戰略安排，又要遵循改革的科學方法，還要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序、工作機制、推進方式、時間節點、具體次序等進行合理布局。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深化改革問題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期，要正確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摸石過河和頂層設計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把正確處理好這些辯證關系貫穿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過程、各環節。中央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就是要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頂層設計。

[責編：趙宇]